例如，在德国和欧盟，经济自由本身被视为竞争法的目的结构中的一部分，这也是竞争法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因素之一。
他广泛地论述了能够产生出微观秩序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央特别提出加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过多的邻里纠纷、孝道衰落、自杀、犯罪等都是基层秩序危机的表征。文化引导也是建设法治之社会基础必不可少的路径。三是基础性社会结构的建设问题。因此，最好把本土资源理解为一种集合，即所谓本土资源是各种各样的能够形成非正式约束的因素。社会变迁源于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方面是来自法律等国家正式制度的影响。
基层社会创造制度、生产秩序的能力并不平衡，但是大量的微观社会如村落、工厂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控制能力，一些基层社会或领域甚至还能够继续产生行之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在微观方面，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强调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夏锡仁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夏锡仁与被害人吴楷容系夫妻关系，因吴楷容伤病，加上面临经济困难，两人产生自杀意图。
除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以外，目前德日刑法教义学中的单一制也开始传入我国，用来解释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笔者从三个面向对共犯理论与阶层理论的关联性进行讨论。单一制又称为单一正犯体系，完全否定共犯的存在，它是以扩张的正犯概念为前提的，认为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包括正犯行为和共犯行为，更为激进的做法是完全废弃正犯与共犯的概念，代之以参与犯的概念，对正犯与共犯不加以区分，因而共犯体系就被称为犯罪参与体系。摘 要：共犯论是犯罪论的特殊问题，它只能在犯罪论体系的框架内解决。
这个共同犯罪的概念和《苏俄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概念相比，《苏俄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概念中规定了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因而在逻辑上涵括了正犯和共犯。因此，修正惹起说的惹起只是一种间接的惹起，具有对正犯行为的依附性。
责任共犯论是较为古老的理论，这种共犯理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就在于使正犯堕落，陷入罪责。反而言之，如果没有使正犯陷入罪责，则共犯就不能成立。在上述夏锡仁故意杀人案中，虽然是死者提出自杀的要求，而夏锡仁的行为具有帮助死者完成自杀意愿的性质，夏锡仁在死者同意的情况下，完整地实施了将他人杀死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不能再认为是帮助自杀的行为。因此，责任共犯论是从责任要件上，将共犯与正犯相连接。
显然，只有接受阶层犯罪论，才有可能认同行为共同说。阶层犯罪论犹如搭建了一个逻辑框架，而围绕着正犯与共犯展开的理论就是生长在其中的学术花朵。总则性的任意共犯属于狭义共犯，只有狭义共犯才是共犯理论需要研 究的，而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狭义共犯的定罪根据何在? 围绕着狭义共犯的定罪根据问题，限制正犯论认为，教唆和帮助等共犯行为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 构成要件行为，因而不能从构成要件中寻找定罪根据。贝林在这里所说 的实施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就是正犯，正犯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
相对于共犯处罚根据的立法论而言，解释论是极为复杂的，它是在立法论的前提下，进一步为共犯处罚提供法教义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江溯教授指出:无论是《唐律》还是前苏联的共同犯罪立法，都是统一正犯体系的立法。
按照阶层顺序，共犯处罚根据可以分为因果共犯论、不法共犯论和责任共犯论。因此，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构成要件对其予以处罚，乃是各国立法例上所见的态度。
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统一就是间接正犯。显然，狭义共犯，即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因果性和共同正犯的因果性又是存在区分的:狭义共犯又被称为纵的共犯，其共犯行为具有加功于正犯的性质，因此在确认正犯对于构成要件结果具有独立的因果关系的前提下，需要二次性地考察教唆犯、帮助犯对于正犯行为的因果性，这是一种因果链条的延长。所谓没有正犯的共犯，是指在正犯不具有构成要件违法性的情况下，共犯因具有独立的违法性仍然可以成立。马克昌教授在介绍犯罪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中的教唆犯性质也确定为从属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只不过马克昌教授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表明，教唆犯既具有从属性又具有独立性，而第26条第2款规定则只有独立性没有从属性。共犯行为并不是构成要件行为，它通过正犯实施实行行为，参与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对合共犯论 共犯是对应于正犯而言的。
《苏俄刑法典》第17条指出:二人以上故意共同参加实施某项犯罪，是共同犯罪。因此，尽管在目前中国的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尚未使用间接正犯这一概念，但间接正犯的理论已经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视野，并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了实际的作用。
修正的构成要件概念，是以共犯定罪亦应符合构成要件为前提的，但共犯毕竟不同于正犯。例如，苏俄学者特拉伊宁指出:共同犯罪并不改变刑事责任的公认的根据，它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连带责任;不论是单人的活动或是在共同犯罪时的活动，刑事责任都是以具备两个永远同样必要的构成要素——罪过和因果关系——为前提的。
因此，《德国刑法典》对共犯之于正犯的关系采用的是限制从属性说，换言之，即使未使正犯达到具有责任的程度，共犯同样具有可罚性。因果共犯论也称为惹起说或者引起说，其基本原理在于共犯行为与正犯所造成的构成要件结果具有因果性。
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受到批判。综上所述，构成共同犯罪，必须是犯罪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统一。正是因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并以此为前提论证共犯处罚根据。对于此类案件，我国早期司法实践中往往认定为教唆犯。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指使者而言，实质上是在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精神病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犯罪。高海明在绑架被害人期间，欺骗被告人郭永杭被绑架人系债务人，他是为索要债务而拘禁他人，以此让郭永杭帮助看管被害人。
我在《共同犯罪论》的博士论文中，试图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中引入正犯与共犯的分析路径，指出:关于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在刑法理论上出现过五花八门的学说，主要是存在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的聚讼。例如我国刑法教科书认为，共同犯罪具有三个特征:(1)从主体来看，必须是二个或者二个以上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是以违法的连带性为前提的，即建立在没有正犯就没有共犯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在阶层犯罪论的语境中，间接正犯与正犯的关系是随着从属性程度不同而消长的。
因此，共犯是在违法层面从正犯获得处罚根据的，即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诱发和促使正犯实施了违法行为。在以上论述中，所谓共同犯罪的附属理论就是共犯从属性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学者在刑法教科书中仍然将共犯作为犯罪特殊形态加以讨论。在极端从属性程度的情况下，此说当然没有问题。
(3)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看，各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孤立地实施某一犯罪行为，而是同其他人共同实施这一犯罪行为。折中惹起说认为共犯既具有独立的违法，又具有从属于正犯的违法，因而具有纯粹惹起说和修正惹起说的折中的性质。
其女回家后，即将鼠药伴入金某的饭碗中，金某食用后中毒死亡。我把间接正犯分为四种:(1)教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犯罪行为;(2)教唆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3)利用他人的过失实施犯罪行为;(4)利用他人的意外事件实施犯罪行为。
例如，根据犯罪共同说，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甲某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乙某对妇女进行轮奸的，因为只有甲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甲乙不成立轮奸。例如，共犯论究竟是在构成要件范围内加以讨论，还是作为犯罪特殊类型加以确定?对此，某些学者将共犯纳入构成要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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